作为目前中国建筑设计界的领军人物，崔恺的专家设计工作室无疑带有更多的“名人”色彩。而这个工作室今后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崔恺本人的个人魅力。在谈到成立工作室之后的最大感受时，崔恺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反而透露出一种轻松——“终于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前 言：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精神选择

　　社会的现实构成与个人的价值愿望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则是：学术成就带来的“适性得意”引发了过度入世，导致了人在与社会频繁接触后的“物化倾向”，从而又使人在面对学术研究的停滞甚至是荒废时产生了精神焦灼与分裂。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不停地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做选择。陶渊明放弃了利益关切，以出世来换取自我灵魂的安泰和清虚，这是一种选择。但是清寂的空间是否就能带来理想中的精神安慰？保持与现实的距离，是不是就能对个人的精神提炼与价值体现带来帮助？而做出相反选择的鲁迅，同样也有自己的郁闷：“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华盖集题记》）。

　　对崔恺来说，也面临同样的选择。其结果，将决定崔恺专家设计工作室的前途和命运、光荣与梦想。他说：“从目前这种忙碌的工作状态转到很清静的半隐居状态，去静心思考和创作，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也许在我一生的职业生涯中都争取不到这样的机会。我们这代人可能社会责任感比较强，对单位和事业从职责到感情，到我个人的岗位职责，以及能为行业所做的工作，都使我们不能脱离这个现实，而处于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中去。”

　　但是崔恺没有放弃对建筑设计的潜心研究，他说：“我觉得自己近几年的创作活动基本是自我牺牲，思考、学习的时间少，这一点确实苦不堪言。同时对院里来说，我又要带专家组，又要培养研究生，同时还要承接项目，这种状态使我在创作上的主动性不强。我希望成立了这个工作室以后，能适当地减轻一些压力，能更主动地恢复到创作的自我意识这样一个状态。”

　　上 篇：工作室

　　记者：工作室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崔恺：现在三个工作室都还没有正式成立，在专业上还没有很明确的划分。我从１９９７年开始负责院里方案组的工作，到去年由四人发展到近二十人，成立工作室后为了控制规模，人员会减少一些。我的工作一方面像原先的方案组那样参加一些设计竞赛，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委托上门的项目，如果时间允许，我们会把其中一些有学术价值的个别项目做到施工图。其他的我们只作前期的设计方案，剩下的会和相关的设计单位合作。

　　我们也会经常出去走走看看，尤其是对中国传统的建筑和历史遗产进行考察，甚至到国外进行考察、观摩。对于大院来说，工作室希望能在学术方面起到带头作用。尽管不能替代整个大院，但自己作为有活力的创作研究机构，它的影响应该包括学术交流方面，我们希望能对院里或整个行业有所帮助。

　　记者：与改制前相比，现在的工作室和以前的设计所有什么区别？

　　崔恺：对我来讲区别不是很大。主要原因是近几年在建筑创作方面，包括院里的建筑专业部门、各级领导都给予了很大支持，创作环境不错。缺陷就是项目太多，应接不暇。成立这个工作室以后，我们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时间安排，有选择性的做一些项目。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所有的竞赛项目都在我这做，然后竞赛成果和一些委托来的项目分配到各个设计所去后，我还要主持这些项目。我理想的计划是成立这个工作室以后，以做完已承接的项目为主，其他的项目尽可能发挥院里其他建筑师的积极性，让大家能做更多的项目，有更多的作品。

　　这几年我在院方案组的工作中，一方面做一些设计方案，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一批人。这些人现在都在院里的主要部门担当了重要的创作工作。所以在工作室的工作中，那些老方案组里的建筑师能够帮我把担子挑起来，独当一面。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喘息机会，同时借这个机会可以开展一些研究、作些思考，否则就是疲于奔命。

　　希望成立工作室以后能够集中精力打好重点战役，当然重点的概念也各不一样。有的是把一些规模较大的项目作为重点，但也有一些中小项目甚至是非常小的项目，如果它有侧重文化的一方面，我们也会作为重点。

　　记者：在工作室的人员组成和搭配上有什么计划？又是出于何种考虑？

　　崔恺：我们的队伍正在组建当中，人员还没有最后落实。由于原先我在方案组做竞赛设计时，带的建筑师大部分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没有经验。在那种情况下梯队差距很大，可能在概念设计时我们还能讨论到一起，但是当设计落实时就会出现种种缺陷，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能够把项目负责任地做起来的职业建筑师。

　　现在的工作室我会努力避免出现这种问题。很多人认为我会选择最有创作激情的建筑师，其实不是。我希望有激情的建筑师自己去发挥他的作用，但更希望选用有丰富工程经验的建筑师，有那么一两个人做我的搭档。这样就能在我工作繁忙的时候，帮我把项目落实下去。同时我的工作室还需要类似总工程师的建筑师，能够独立承担工程从头到尾的全过程，比如包括施工图、工艺图等。对于一个创作过程来说每一步都非常重要，原先我是顾前不顾后，总是在不同的阶段忙不同的事情，以后有人专门来负责，这种情况会改善。

　　我还会搭配几个在创作上更年轻的、有培养前途和发展潜力的年轻建筑师以及我的研究生加入到这个工作室来。在研究生这一部分，我不想当成一个纯粹的设计者，而是作为工作当中相关研究的生力军。我会要求我的学生多读一些书，在文化方面多研究、多思考，让观念更清楚、更开放。这也是工作室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人数方面，大概的初步设想是十个人以内，这样比较容易沟通和管理。同时我们三个专家设计工作室还会有很多协调、共享的东西，大家都有不同的项目和研究方向，互相之间的交流也很重要。

　　下 篇：崔恺

　　记者：以您在中国建筑设计界的地位，如何在工作室中发挥自身的作用？

　　崔恺：说起来其实已经名不副实了。我觉得之所以我目前在行业里有这样一种状态，还是机会的原因。我们７７级入学的学生从１９７７年一直到８０年代，毕业生里有很多人出国。留在国内在设计院坚持创作设计的人相对要少一些，尤其是很多有才华的人选择了出国去进修、学习、工作。因为我坚持下来了，所以做出了一些作品，虽然不是很好，但在当时也是一种新生力量。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大量的海外学子回国，然后是大量的国外建筑师进入中国市场，整个背景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现在就认为自己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对行业来说我没有什么带头作用，甚至是应该静下心来学习。所以我现在很愿意参加一些会议，跟更有才华和创作思想的建筑师在一起，也包括和一些相关艺术门类的艺术家进行交流，我个人感觉受益匪浅。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再学习、再充电、再潜心创作的过程。这几年来整日忙碌，很多东西都是被动的接受，缺少一个静下心来整合消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学术研究上非常重要。所以我并不是像别人想的那样，还处在一个领跑的地位，反而是在后面跟着人家走。

　　必须承认，在国门敞开以后，中国的建筑设计水平和国际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以前到国内做项目的大多是国外的商业公司，针对中国市场来开发一些商业性的项目比较多。现在来的都是国际上顶尖的建筑大师和事务所，这些人不仅是在中国有很大的胜算，即使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体现出他们的国际水准。我们面对这些人，一方面是仰慕，另一方面也是学习，甚至有些东西学都学不到。对于有些建筑作品，以中国目前的水平，只能是叹为观止，基本上属于欣赏。但对我们来说也是开阔视野，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但只要有这么一个方向，我们将来一定会做到。我想缩短这个差距完全是建筑师的任务，还要加速结构、设备、施工到整个建筑工业的发展。

　　记者：与以前相比，成立工作室是否束缚更少，更有利于发挥您的创作个性？

　　崔恺：其实院里已经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业主对我的限制也比较宽松。如果说到束缚，却是一种自我的束缚，主要体现在创作心态上。有时候我可能会为了赢得一些项目，在创作上存在一种机会主义心态，下意识里认为这么做可能业主会喜欢、领导会喜欢，实际上从一个完全的创作角度来讲不应该这样。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自己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建筑历史的理解比较浅薄，所以在文化、艺术观念方面存在局限性，这就需要自我提高、自我解脱、自我觉醒。

　　对整个行业来讲，束缚客观存在，比如说设计费太低，仍然是限制中国建筑创作提升的主要因素。设计周期太短，这也是一个致命环节。这两个问题不是成立工作室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来调节。

　　记者：具体到设计周期，您在今后选择项目时会不会有自己的标准？

　　崔恺：成立工作室以后我们对项目会有一个选择的权力，我们会通过沟通让业主理解，这样一个周期对项目的必要性。有些业主十分急功近利，或是为了某些政绩把周期压得非常短，对这种情况我们今后会非常警惕，因为这已经违反了建筑创作的基本规律和出发点。同时包括我们工作室和设计院在内也要积极引导和沟通，把正确的观念传达给业主。

　　后 记：崔恺建筑设计工作室的未来

　　谈到对工作室未来发展的希望，崔恺直言希望它发展成为一个建筑师事务所。他说：“从长远来看，随着整个设计体制的发展，有可能将来逐渐发展成为私人的建筑师事务所，从政府部门来说也有这样的预见。因为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在国际化，现在面对更广泛的发达国家，在体制上早晚有一个接轨的过程。但我想将来可能会出现大设计院与事务所并存的状态，不会一边倒。大院中办工作室，到大院中办事务所，最后到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事务所，会有一个过程。时间不确定，要看发展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