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曾说“人们为了生活来到这个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居留于这个城市”。这段话形容的就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和实质，不管是从地域上还是阶段上来说，城市化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一定阶段中出现的一种居住形式。因此，城市化过程与人最直接的关联就是人们赖以工作、生活和娱乐的城市和建筑空间的发展。

　　而在当今社会，城市地少人多的矛盾日渐突出，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数量庞大，但城市用地面积又相对有限的国家，高为提升建筑容量提供了一种可能，于是建筑正在不断向高空发展，伴随城市化的脚步接踵而来的便是一片片林立的超高层建筑群。

　　由此，我们已经预见到，发展超高层建筑已然是城市化进程的一种趋势，甚至可能是解决城市问题的一种必然。而究其更本质的原因，更是触及到城市容量、经济增长、人聚环境、综合解决能源分配等各个问题。纵使超高层具有节地、提高容量、带动区域的经济价值，以及创造地标等诸多优势，但依然有许多令我们担忧并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能源消耗，以及城市带给人的心理感受和归属感等，始终是被关注的重点。

　　是越高就越好吗?超高层建筑仅仅是城市的地标吗?超高层建筑应该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带来些什么?超高层建筑能为城市的节能环保和可持续性发展贡献些什么……带着这一连串的思考，飞利浦照明率先将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并带来有意义的照明解决方案的目标聚焦于超高层建筑照明的发展上。

　　奏响“交想会”的前奏

　　4月11日，飞利浦照明将联合中国照明学会室内外照明专业委员会、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绿色照明专业委员会等，独辟蹊径地从室内外照明的崭新视角，于深圳音乐厅开启“超高度.新深度——飞利浦超高层建筑空间照明设计”“交想”会，汇聚来自开方商、建筑师、照明设计师和行业协会专家们的思想智识，在光的指挥下，奏响跨专业共同讨论超高层建筑空间发展的“交想会”。

　　在建筑和照明设计领域，来自维思平(WSP)建筑设计事务所主设计师、董事陈凌、美国注册建筑师LEED AP，Adrian Smith & Gordon Gill Architects中国区总监罗为为、LDPi中国区负责人丁平三位观点犀利，高潮迭起，为“交想会”谱写了“前奏”组曲。

　　发展超高层是今天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超高层建筑正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吗?除了解决城市空间和人口增长不协调的问题以外，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城市在大力建设超高层建筑?

丁平 LDPi中国区负责人

　　丁平： 我本人特别不喜欢城市化向空中发展，包括冯仑写的《理想之门》中提出的纵向发展的城市社区理念——在社区里几层是住宅，几层是办公室，几层是农田，所有横向城市里该有的都变成竖向存在的方式。第一，我很怀疑这种模式;第二，我觉得这种缺失感是没有办法弥补的。在国外，我们看到西方社会已经那么现代了，但是他们过的生活还是这么“原始”，甚至还有社区的集市、聚会、音乐、草莓节、啤酒节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回忆我们住在平房时的年代，邻里邻居平时会打招呼，经常在一起寒暄??这是一种自然的生长状态，而我们现在的高楼大厦则把人禁锢在一种不太自然的状态中， 带来越来越难以弥合的缺失感。从建筑灯光的角度来说，当我们站在建筑的屋顶上举目远眺的时候，城市星星点点，从东四环看东三环，林立的大楼和灯光相应成趣，很漂亮;但是，实际上到了最后，我们发现，我们只能去观赏，而不能去体验，去触摸，去跟它们发生交流;这会更增加我们在这个城市中的疏离感和缺失感。也许灯光设计师会说，那是“我的作品”，但对于每天穿梭于地铁的大多数城市人来说，这个城市星星点点的灯火和高度带来的一切繁华，似乎都与自己没有关系，这种疏离感成为今天城市化发展的一个事实。

陈凌 维思平(WSP)建筑设计事务所主设计师、董事

　　陈凌：建筑设计首先是城市设计，所以一定是放在整个城市的范畴中进行设计。其次，高层和超高层在专业上实际是两个概念，但我个人觉得不一定要局限于超高层，因为重要的不是高度，而是一个建筑的实际容量。我们追求的城市是高容量、高密度的，就必然会产生高建筑。中国城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容量太小了，因此城市必须通过提高密度来缓解压力，而不是一味地征地，进行横向扩张。中科院的研究体系规定中国城市基本上每平方公里容纳一万人，大小城市会略有不同，然而这个密度实际上是很低的。在城市化进程实施起来后，尤其是以目前这种土地采购、土地扩张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在无限扩张的同时又没有被填满，建筑的分布是疏散的，这对土地的浪费是很明显的。虽然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是一万人，但是它甚至还没有超过1949年——1949年的时候北京老城二环以里每平方公里是2万人，也就是说我们建设了半个世纪，从一层、两层到现在的百米高，楼虽在不断加高，但是平均每平方公里所容纳的人口数并没有增加，这就是所谓的“伪高层”，对于城市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需要从城市容量去看待建筑的高度。在我们的建筑实践中，我认为发展高层或超高层是一个趋势，亦是一个必然——必须通过建高层建筑来提高城市容量，当对容量的需求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建筑的高度去实现。

　　一个城市需要行走，我们行走的自由不能被机动车所绑架，城市生活的美好更不能被经济所绑架。所以，我们需要高容量、高密度的高层建筑组成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人们可以行走。要实现可行走的城市，首先，我们需要把城市密集起来，先是把用地收缩，让人集中在一起，然后就是交通。在行走城市里，人们在高层建筑的地上街道行走，从而使这里有机会容纳一些小型的商业，即微观的经济生态而不只是一些垄断的宏观性的大型社区。高层建筑是城市中的一种形式，它有利于形成一个高密度的城市。或许高层建筑不是唯一的形式，还有其他的答案，比如围合式建筑。像欧洲密度也很高，大多都是六七层的房子，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房子都是围绕街区所排布，有很多东西朝向的房子，可能它的日照时数没有那么好，但是这种围合式使得提升城市空间容量获得可能。无论哪种形式，其核心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去扩张城市，占有更多耕地，这反过来作用于整个城市的结构优化。然而很多的“伪高层”、“伪空间”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城市中。比如，一些著名的建筑，在楼与楼之间做了空中街道，但实际上是一个伪的空间社区，因为它所营造的空间不被人使用。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既不要建伪的、不能被人去使用的空间，也不要建那种只有高度、只可被人欣赏的伪建筑，而是应该根据实际需求去设计，去建造真正让人能够聚集在一起、获得分享的空间。

罗为为 美国注册建筑师LEED AP，Adrian Smith & Gordon Gill Architects中国区总监

　　罗为为：超高层建筑不仅是中国城市，也是世界上所有城市化发展的引擎。我所在的事务所AS+GG真正进入超高层建筑设计领域，是从芝加哥的航海塔开始的。这是一个综合体项目，包括居住、办公、商业等功能，本身比较好地覆盖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还把周边地块的价值提升了。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或者迪拜、沙特等地，当政府要开发一个新区，或是提升城市或国家形象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超高层建筑，并且在超高层建筑的投入也是很大的。同时，一个超高层在建立的时候，你是不会想像在几十年以后它会被拆掉。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一种政治决心。因此，当它开始被设计的时候，就被投资的人、使用者投以很大的信心。我们看到实际的案例便是浦东的金茂大厦;最近，迪拜塔在迪拜的效益也是非常显著，它的建成使得周边的价格持续不断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意义。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吉隆坡的双子塔，台北的101等，都对当地经济起到提升的作用。

　　谈到经济效益，有些人可能会问，建筑师的设计工作会不会和超高层的经济模型扯上关系，或者说建筑公司会不会入伙超高层建筑的开发?诚然，一栋大楼对投资和回报是需要进行计算的。通常情况下，超高层建筑前几年的运营都是不赚钱的，开发商需要拿其他土地开发其他项目，或者利用超高层建筑提升地块价值和物业价值，以平衡前期的投入;甚至超高层建筑更需要依靠政府的行为来推进。因此，让建筑公司入伙做超高层建筑的开发，对于整个经济利益的计算是算不过来的。至于建筑师会不会将经济模型考虑进设计中，一般来说，经济模型是由业主来考虑的，超高层的经济模型具有大的工程框架， 不可能简单地通过设计去颠覆它的工程模式。而设计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控制最终的成本，包括后期的运营成本等，这就涉及到对节能的考虑，以及室内空间的舒适度，从而吸引企业的进驻，以增加资金的有效性等。所以，对于超高层的建筑设计，建筑师需要考虑的是在一个大的跨架结构中尽可能地缩短它的回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