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到2020年，中国太阳能可再生能源占总体能源的消费比重将达到15%，太阳能发电会达到180万千瓦，你们还将在10个城市里安装10万盏LED照明灯，真是很厉害。”

　　当听到丹尼尔如数家珍似的对我念叨上述这些让我都感到陌生的数字时，我有点不相信这个高大的荷兰人竟然一次都没有来过中国。

　　2009年，中国成为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国人还在热闹地争议能否“保八”的时候，我所交谈过的许多外国人都觉得在经济萧条时还能保持正增长已经是不可思议。

　　像丹尼尔一样，很多普通的西方人开始关注起这个远方的国度。我的朋友、咨询顾问葛温告诉我，2009年年中她回到美国时发现，连小咖啡馆里都有很多人在谈论中国如何如何。在中国概念的催生下，2009年有关中国题材的公司在华尔街受到了追捧，中国企业赴海外做IPO也更容易受到热情接待。

　　同上一轮经济周期调整相似，外资似乎比国内企业更敏锐地把握住中国的商机。2008年，只有45.7%的中国人生活在城镇，而这一比率在拉丁美洲、欧盟和美国则分别是79%、73%和82%。所以，2010年中国经济“调结构”、放开户籍政策并加快“城镇化”将有可能像上世纪末的“住房改革”一样为中国社会带来深刻变革。由此催生的消费市场、城镇化市场、新能源市场和产能调整下的企业并购都备受外资青睐。

　　在2009年各地举办的新能源论坛上，随处可见的都是一张张外国面孔。做LED的奥登先生对我说，他计划将一种寿命长达10年的LED照明灯推向中国路灯照明市场，而且已经为此筹备了两年的时间。在感慨外资投资热情的同时，一位商业老手对奥登的想法却有些担心。“哪个地方政府会掏钱买能用10年的产品呢，基建投资常换常新才能不断了官员们的财路，在了解中国方面这些新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对我说。

　　真正能显示外资在华竞争力的恐怕还是那些已经在中国扎根的跨国巨头，以及在驻华的欧盟商会、美国商会等机构内浸淫中国商场十余年的“中国通”们。他们了解中国的商业规则，也更了解中国的商业“潜规则”。

　　去年，因不少跨国企业海外总部“缺血”，中国的FDI数据曾快速下滑，但当全球经济复苏后，已经连续四个月出现正增长。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全球性的产能过剩，而欧美家庭居民“去杠杆化”以及失业率高涨之际，消费恢复会相对缓慢，另外老龄化和城镇化后期的经济需求也有限，这都使得资本要素需重回新兴市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2010年不仅是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也是中国国内企业需要面对竞争加剧的一年。去年年末，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子公司高调宣布进入占据中国市场75%份额的中端和经济型医疗器械市场，也给在低端市场“温吞”生活的国内企业敲了一记警钟。

　　从上年四季度末至今，欧美日的主要跨国企业纷纷发表的全年财报显示，这些巨头的自我修复速度超过了国人的想象。尽管国内企业在中国刺激内需计划里享受着一定的政策“红利”，但在创新能力、管理水平和员工队伍方面同外资巨头仍有较大差距，加快自身调整是国企也是民企的共同任务。

　　在未来经济结构调整中，没有外资的积极参与也是难以完成的，在过去中国出口带动型的经济模式中，“三资企业”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超过五成，外资在过去也将在未来对中国经济作出巨大贡献。

　　但在中国市场从今年开始加快成为全球的竞技场之后，国内的企业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