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节能灯叫“无极”，不用灯丝，没有电极，将灯泡与智能芯片结合，融电、磁、光技术于一体，使用寿命是白炽灯的100倍，节能效果高出普通节能灯一倍。国际照明界公认为它是继爱迪生发明电灯以来的又一次照明技术革命。

　　但如今，“无极灯”还在超市外徘徊，百元一只的价格让消费者皱眉头。节能产品“叫好不叫座”，“无极灯”只是一个缩影。“无极灯”们想点亮万家灯火，就不得不先想想，它们自身的前程又靠谁来点亮？

　　去年通过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节约能源工作的决定》，设定了诸多节能制度。节能的法律性规范有了，制度落地、产生“效应”，才能积极影响社会生活。

　　上海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审议市政府贯彻落实“加强节能工作决定”的情况报告。人们关注：“制度效应”点亮“无极灯”，还得跨过几道坎？

“零投入”解决节能改造难题

　　南浦大桥照明设备每年的电费约80万元，要节能改造，资金有困难，“零投入”却让难题迎刃而解。依照“零投入”，南浦大桥没投一分钱就用上了“无极灯”，不仅节省了50%的电费，每年还获得10万元的“节电回报”。“零投入”的核心思路是：将用户成本降到最低，鼓励节能。

　　“节能决定”确定的制度之一是：政府应当加大节能的资金投入，完善促进节能的价格形成机制，实施差别化价格政策。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主任委员关壮民说，节能不是降低生活质量，而是要鼓励理性消费，让市场挥动“无形的手”，通过价格和税收杠杆的约束功能，激励企业、居民节能。“零投入”就是节能制度的一种应用。

　　 依照“零投入”的思路，“制度效应”如果走进居民家，那么，一个家庭若使用了“无极灯”，不仅能节约50%的电费，在50%之外，还会相应得到其他奖励。有点遗憾的是，这仅仅是“制度效应”的假想，至今，节能产品的差别化价格还在你我的家门外徘徊。

　　目前，上海居民家中用电已经实施“分时计价”，晚上10时到次日早上6时用电，只要半价——这样的“差别化价格”很受市民欢迎。

　　“差别化价格”既然已迈出一只脚，那么，人们有理由相信，节能产品本身的“差别化价格”走进千家万户，让节能产品的消费者享受“制度效应”带来的实惠，也并非遥不可及。

　　“其实，要让制度落地并非特别困难。”市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俞德雄认为，消费者在买节能灯时，若按照一定比例享受政府补贴，实际支出就会低于售价；或者政府补贴节能产品的生产企业，让企业降低售价，使消费者受益……

“能效标识”并非地方保护主义

　　不少市民常常抱怨：节能灯价格不便宜，使用寿命却太短，几个月换一次，性价比不高嘛。现在好几种品牌的节能灯都在超市里销售，消费者究竟买哪种才能“物有所值”？

　　“节能决定”规定：本市实行主要用能产品能效标准和能效标识制度。尚未制定国家和行业能效标准的，本市可以组织制定地方标准。这意味着，本市要抬高节能产品市场的准入门槛，只为高科技含量的“长寿”节能灯亮起“绿灯”。

　　截至目前，国家的节能灯能效标识尚未出台，上海的节能灯地方能效标识也还在酝酿当中。

　　在一次节能专题报告中，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曾向市人大代表和在沪的全国人大代表坦言：如果先于国家制定节能灯地方能效标识，抬高节能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一个令人担心的局面是：可能被指涉嫌地方保护主义。因为，目前本市生产的节能灯70%都出口了，剩余30%中的一部分流往外地，上海市场相当大的供需缺口由外地产品来填补。

　　“起码，这个‘涉嫌’可以通过质检来避免。如果连基本的质量合格都达不到，那么就没有资格进入市场。”市人大代表蔡蕊红说，更何况，节能是国家战略，应该实行优胜劣汰，必要的节能“技术壁垒”有利于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保障消费者用上质量过硬的节能产品。

　　目前的一种情况是，冰箱、空调等几种家电产品虽有能效标识，但我们的标识等级标准普遍偏低，甚至接近发达国家的淘汰标准。所以我们要担心的，不该是“技术壁垒”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绊住了低标准节能产品进入市场，而是如何为高技术标准节能产品“开绿灯”。

激励失当，企业节能“左右为难”

　　要促进企业成为节能主体，靠的是市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但若激励失当，就难免遭遇尴尬。

　　一家企业原本是耗能大户，因为特殊需要，他们享受到财政补贴，弥补耗能造成的庞大支出。后来，他们改进工艺，节能效果明显，但高兴不起来：耗能补贴没有了！于是这家企业很迷惑：能源，省还是不省？

　　这个迷惑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即便“无极灯”具备了种种节能优势，它们却还不是每家企业都要争抢的“香饽饽”。换句话说，并非所有企业都将节能当作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

　　市人大财经委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抽样的111家企业当中，69.4%的企业觉得自身能耗降低的潜力不到10%，24.3%的企业认为能耗降低的潜力在10%-20%之间，仅5.4%的企业认为能耗降低的潜力超过20%。目前，上海还缺乏完整的全社会节能降耗指标体系，部分企业年综合能耗超过5000万吨标准煤，却并没有建立能耗统计台账和记录制度。

　　“‘节能决定’明确，企业节能成绩显著，应得到表彰。”市人大代表陆泽明说，但如果措施不当，企业不仅不能从节能当中得到激励，甚至因此遭受损失；那么，企业响应节能号召的热情又怎能不打折扣呢？

　　目前，尽管政府制定了一些财税引导和价格调控的政策措施，期望放大奖励节能的“制度效应”，但是，“由于部门间缺乏沟通和协调，节能的财税支持、专项投入、示范引导，尚未配套。”陆泽明说，节能政策合力没有形成，甚至形成反作用力，企业自然是举棋不定，无所适从。

　　如何运用财税、价格等调控手段，以及市场化节能管理新机制激励节能，还需要法规的强硬支撑。但现行法规鼓励性条款多，强制性规范较少。“既然已经迈出了节能第一步，就不能半途而废，让‘制度效应’最大化，必须是上海节能不变的目标。”陆泽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