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祖泉辞世翌日，文汇报记者写道：抗战时期，年仅16岁的他就到中法药厂(延安制药厂)玻璃制造车间当学徒，生产玻璃药水瓶。在那里，这个玻璃工一干10年，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上海交通大学的周同庆教授、方俊鑫先生承担了国家研制X光管的任务，他们急需一位懂得玻璃制作技术的助手，点名要了蔡祖泉。3个月后，药厂少了一个玻璃生产工，而中国的电光源事业多了一位开拓者。我把这段文字粘贴在MSN上，发给了周同庆教授的儿子，他十分感慨，既为文汇报忠实地记载历史，也为技工成长为专家的特殊经历。他说，那时技工的水平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如今去哪里找当年的蔡祖泉?

　　这句话让我突然记起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的一篇文章《每当见到蔡祖泉的时候》，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天底下只有一个蔡祖泉吗?当然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工人成为工程师、作家、理论家的很多。实践第一线是升华出理论的快车道。实践好比画龙，升华就是点睛。没有画龙，难以点睛;画了龙以后，便是一点就通，一点就亮，一点就活。但是，过去能培养出那么多蔡祖泉式的人物，今天呢?说得精彩，问得却教人沉重。

　　可以想象，假如当年的玻璃工蔡祖泉没有高超的技能，两位教授不可能选中他当助手;而假如没有日后在实践中的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他又怎么可能成为专家、教授?但是，他的起点毕竟是在技工。而技工对于企业的生产流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然更是爱迪生们出发的起跑线。

　　让人扼腕的是，这条起跑线的被冷漠、被歧视，甚至被抛弃，已然是不争的现实，其直接后果便是技工荒的出现，尤其是高级技工捉襟见肘。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有技术工人约7000万人,高级技工仅占技工总数的4%,这与发达国家高级技工30%至40%的比例相去甚远。其中原因不少，既有人们观念上的误区，也有政策导向的失误，还因高校扩招致使职业教育遭到挤压，呈日趋萎缩状。而持续经年的技工荒以及产业工人素质的低下,则直接影响了我国的产品质量、技工实践转化为技术的能力,并最终阻碍产业结构调整和产能升级。据统计,由于技工缺乏,我国目前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仅70%,每年因不良产品造成的损失近2000亿元。难怪同样品牌的商品，国内组装的质量就是不如原装。

　　一边是一线生产技工大量短缺,一边却是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这样的强烈反差难道不耐人寻味么?蔡祖泉离去之际，让我们在回溯这位了不起的工人科学家的足迹时，更深刻地反思我们的人才观、价值观、教育观、就业观，从而立志打造一个有利于明日的蔡祖泉成长成才的体制机制。若此，蔡祖泉也将笑慰天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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