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这样开篇：国际刑警组织的侦探驾车请来符号学家兰登，配合调查卢浮宫凶杀案。车子经过卢浮宫前的“金字塔”，侦探问：“你喜欢我们的金字塔吗？”

兰登皱了皱眉：“密特朗是个很大胆的人。”

这个让密特朗“大胆”的人，正是“金字塔”的设计者——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

贝聿铭在中国长大，在美国工作，一生在世界各地留下50多件独特的建筑作品。不过，在它们成为城市地标前，他总会遭到唾沫的“枪林弹雨”——批评、非议不断。

可他总是乐呵呵地眯着眼：“建筑不是画画，你可以不看，它总是站在那，旁人看不顺眼，免不了有批评。所以说，建筑师面皮要厚一点……”

　　香港人的“风水”，我不信

1988年封顶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是贝聿铭退休前的扛鼎之作，这里面有他的怀旧情结——1918年，正是他的父亲贝祖贻创立了中银香港分行。贝聿铭精心设计，尖顶状的大厦比传统建筑节约了大量钢材和焊接点，省了不少钱；但在建成之初，好“风水”的香港人却把大楼比作一柄寒光四射的三刃尖刀。四周的居民开始装反光镜，隔壁的大楼架了个水泥“机关枪”。当时的港督府里甚至荒诞地种起了柳树，好挡住正对着他们的“锋面”……

建筑的选址要背山朝海，朝南，这是对的。但我反对迷信的风水，什么椅子动一动又错了，门想做弯一点又错了，那怎么做建筑？难道请风水先生来做建筑师？

中国银行很“尖”，是因为建筑物越高，结构方面越重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能解释。批评它像一把大刀，我没法接受。

至于港督府，我跟他们说：“谁叫你们把香港的地价抬得那么高？我只有这么一小块地，当然只有往高处造。”

香港人太迷信，有时候就要做得巧妙一点。这幢楼原先我设计过一股泉水，后门进前门出，但人家说这是破财。我就在地基两侧设置两座倾斜式喷泉，好减轻周围车辆的噪音。

设计图纸时，银行还给我发电报，说楼正面看上去有太多加框的大“X”，不吉利——以前只有犯人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打过叉的名字。

我告诉他们，‘X’是设计中最重要的地方，它们要撑起整座大楼。后来我稍加改进，把那些框框的横架子隐藏了起来，把露在外面的“X”讲成互相交叉的宝石。我又把塔楼比作雨后春笋——象征着希望。

银行家们听了很高兴。

巴黎人，骂了我一年半

卢浮宫改建，贝聿铭一生中最难对付的一个项目。上世纪80年代初，法国政府广泛征求改建方案，最后由密特朗总统出面，邀请世界上15位博物馆馆长评选，结果有13位选择了贝聿铭的方案——核心就是在广场上建一个“金字塔”入口，从地下通入宫内。

不过，优越的法兰西人可没轻易放过这个外来“和尚”——金字塔？你懂我们的文化吗？

我对密特朗说，你要给我时间了解法国历史。连着4个月，每个月我去卢浮宫待一个星期，看它的收藏怎么分配。当时感觉那里完全不对——大门从旁边进去，里面毫无方向。看一些珍品，要像跑马拉松一样穿过昏暗的走廊。就连公用厕所也只有两个！

后来我提出放玻璃“金字塔”，因为这个形状体积小，但包含的面积大，采光也好——可以折射卢浮宫褐色的石头，表示对历史的尊敬。我还在地下设计了400座的视听室、书店、餐馆，还能通往时髦的地下购物城。

但巴黎人认为太“花里胡哨”，叫我不要动他们的千年国宝！法国报纸管我叫金字塔的“贝法老”。巴黎人开始流行戴圆形小徽章，上面写着“为什么要造金字塔？”再说我从美国来，法国人看不起美国人，他们问密特朗为什么法国人自己不可以修？一个接一个，骂了一年半。我的翻译吓得浑身发抖，几乎没法翻译我作的辩护。

压力大，但我很自信。后来我去拜访当时的巴黎市长希拉克，跟他保证卢浮宫会和巴黎融为一体。他不放心，让我在实地放一个金字塔模型，接受公众检验。我照办了，用起重机在那里放了一套钢索模型。“五一”节，几万市民来看，在人行道上进行公民投票。希拉克也来了，看了看说：“嗯，这项目还不算糟。”

“绿灯”总算亮了！

　　肯尼迪夫人，让我欢喜让我忧

让贝聿铭声名鹊起的建筑，是建于波士顿的肯尼迪图书馆。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建造这个图书馆成为肯尼迪家族的头等大事。肯尼迪夫人把美国所有的顶尖建筑师都叫到了一起，最后却选中了名不见经传的贝聿铭。15年后图书馆落成，美国建筑界宣布那一年是“贝聿铭年”。但这15年里，贝聿铭却经历了从大喜到大悲……

肯尼迪夫人选我，我觉得大半也是运气。

当时她亲自登门每个候选人的办公室。那天，我事先在接待室摆了一大束鲜花，她一进来就看到了，很开心地问：“你们经常放这么美的花吗？”我老老实实地说，那是为她买的。我又告诉她，现在要我说图书馆会怎么样还为时过早。

几个月后，我和家人在意大利度假，我们住的房子没电话。一天，我突然收到办公室发来的电报，让我在某个时间到一个咖啡馆听电话，我去了——电话响了，是总统顾问，他说总统夫人觉得和我有默契，我入选了！

后来肯尼迪夫人跟我说，她去过太多漂亮的大事务所，而我的事务所很简单，她很喜欢这种朴素——我当时还没有大音乐厅、博物馆这样的作品给她看，只有贫民窟改造、低收入住宅等工程。

合作一开始，关于选址我们意见一样——放在哈佛大学里，肯尼迪总统生前很喜欢的一块地皮。但后来，情况急转直下。1966年越南战争越打越厉害，很多人开始对肯尼迪意见纷纷。又有人觉得图书馆不能放在哈佛，游客一来，乱得不得了。更糟糕的是，肯尼迪夫人也改嫁了，离开了这个家族！

我等于失掉了一个业主，没有业主支持就难做了。后来一直在重新讨论选址，一年不如一年，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到10年以后我累得不得了。我的运气很不好，花了12年心血的设计最后被否决，图书馆建在了波士顿城郊的海岸上——所以这个图书馆是个遗憾，业主没有了嘛……

　　北京奥运，我设计不动了

老家苏州，生在广州，长在香港和上海，虽然是在美国读大学和工作，但贝老一直很看重自己的中国背景——他设计的现代主义建筑总带有东方神韵。录制这档节目时，他还特意打招呼：我的广东话、上海话还好，普通话说太不会说。要是有时用英语回答，观众要原谅我，我离开中国70年了……

我的中国背景很浓，离开时17岁，已经成人了——我在中国念中学，中国的古书也看过。

比如在日本京都，我设计过一个美秀博物馆，业主小山美秀子是个老太太。她选了山上的一块地，但不通路——按当地的环保规定，不能砍树开路。但她一定要在山上造。我在上面看来看去，发现对面有座山，和这里有山谷相连。

一打听，那座山后是一个停车场。有办法了！那座山很窄，那就打个洞过来，过个桥就到这里了——小时候我读过《桃花源记》，里面“山有小口”嘛！我跟她一讲陶渊明的文章，89岁的老太太直拍手——这个年纪的日本人受中国文化影响也很大。

我在中国完成过3个作品：除了香港中银，还有北京的香山饭店和中银大厦。但我已经87岁了，来中国做项目越来越难了——美国飞过来要20小时，路太长。我现在在为苏州设计新博物馆，为老家总是要做点贡献，好在这个工程不需要每年回去。

这是我最后的作品，3年前我就不接新项目了。建筑和其他工作不一样，从设计到竣工，总要5年7年，我一定要看到底呀！但5年7年后我就不能再做了。